一地有一地的歷史,每人有每人的記憶。漫蕪的時代潮流變動,強加在幾百萬小市民身上,猶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其間除卻天翻地覆的人事變遷,站在天津衛的地面上,更有一層大地震斷裂的餘波,中原公司的塔尖沒了,回力球場的華蓋塌架。我才三十多嵗,也曾親眼見過繁華別夢,這倒不是財富的攀比,而是城市空氣中懸浮的別樣味道,就像地震以前在河北路十九中學附近墻上,家父還能分辨出“傅作義,華北的救星就是你”依稀的標語痕跡。固執的認為七六年以後的津門變了味道,失去了租界的洋氣和街坊鄰里間祥和的弄堂情調。暫且收住追憶的閘門,今天專門談談關於天津“路名”的事兒。
我很懷念以前的老天津市,那很實在,悲歡離合的痛楚和榮華深深地植根於城市命脈,蔡軍長說:“人老就精,鬼老就靈”,城脈綿延下去也會自成風韻。這一點我佩服大連的市政當局之遠見,在那個年月保留了有軌電車這個舊城市符號,換來了重振江湖的新生;而天津衛這兩年好沒秧兒地拆了鎮城之寳金剛橋,抖露出臺上袞袞諸公的顢頇短視,如同北京毀城墻一樣,暴殄天物報應不遠。倘若是虔誠、恭敬、敬業、經心地方便建設,一街一瓦時間夠了都會有靈性,多少人的血多少人的淚凝結在橋上,那些攥出汗來的生計包裹著的人文歷史,區區承擔得起嗎?人在江湖,可怎麼還呢?三岔河口的根基,西邊是中國的直隸總督衙門故地,東邊是三焚三建的殖民鐵證望海樓,金剛橋聯結了洋人的科教為民態度和曾國藩、李鴻章、碼頭頑民的莊敬自強精神。話説全中國所謂半殖民地的典型就在天津!為什麼呢?因為八國聯軍城下之盟卻在天津劃出九國租界,而上海似乎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以天津馬路曲裏拐彎兒,不好接軌。八年抗戰閒天津中國地的街名保留了中國特色,未被東西洋人奴化,主要包括南市、老城廂和河北新區,南市的路都是中國勢力商人起名,比如清和大街、慎益大街、榮吉大街;老城廂沿襲了清朝官廳舊名,比如府署街、運署西街、戶部街等;河北是照千字文順序把道路按經緯綫排行,比如大經路、天緯路、地緯路。此外城根前的街市也都根據標誌建築或者功能約定俗成的有了稱呼,比如大胡同、估衣街、水梯子、大紅橋、官銀號、水閣大街即是。
關鍵問題在於租界馬路的名稱改造。重申一下,很早以前,我都不知道這個工作是“國民黨”幹的,而且幹得好,給後人留下了歷史文化的印記,也虧得天津新政府一直加以保留,這真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容我細表。好像幼年時期馬路上空蕩蕩沒什麽人,可街道都還醒目,並且都以全國各地方來命名,小時以為中國很大,又有蒙古,又有察哈爾,蒙古路口合作社邊上有個擺小攤兒的老頭,苛刻地對小孩們慣用生意眼。其實長大後才點滴得知這些道路都是民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復員接收時重新命名的,當時四川西藏中間夾著西康省,不設內蒙政區,草原故地分設寧夏(比現在大好幾倍)、綏遠、察哈爾、熱河四省,東北析出九省,分別為黑龍江、興安、嫩江、合江、松江、吉林、遼北、遼寧、安東。當時國民政府位列四強,中國人揚眉吐氣,天津經歷了歡迎國軍進城,徹底收回鄉土,湔雪百年屈辱的過程。然而天津的租界太大了,容量遠遠超過破敗的“上邊”自留地,各個租界內部的市政建設都是各國自行其是進行規劃,從設計施工到命名管理関起門來都各有一套,當然這些分化的成果在抗戰中都被日本侵略軍收歸囊下,相應的在路名這種軟環境上也紛紛貼上了日本標簽,日租界的街名就更不必說了,比如最繁華的金街在早年的中國傳統裏叫梨棧大街,日本人改成旭街。我們家久居的四平道,到處是日本眷屬,憶昔日據時期稱呼為川島街的。民國三十四年降伏令甫下,倉皇打道回府的聲浪中也留下滿室狼藉,多少年來我們家祖母用著一把菊花的茶壺,據説就是敗民的遺物。
我在上高中的時候,常和一個高高的同學順路下學。他住在芷江路,芷江到底是多麼小的地方,在少年可憐的頭腦裏是沒有印象的,直到成人後,方了解那是我國接洽受降的聖地。我囘過頭去有意識的重新梳理天津的街道,竟發現讓懵懂的小青年熱血沸騰肅然起敬的秘密,因為我出生之城掬我育我的街道,竟然是抗戰勝利的紀念和見證。
天津地界橫的為道,竪的叫路。命名為路,不僅囊括了1946年代全國37個行省和地方;冠以道名,並且還收入了絕大部分省會和直轄市。比如東北九省嫩江(齊齊哈爾)、黑龍江(北安)、興安(海拉爾)、松江(牡丹江)、合江(佳木斯)、吉林(吉林)、遼寧(瀋陽)、安東(通化)、遼北(遼源),都有道路對應。此外,尤為深刻的是選擇了那些古來從不起眼,但經歷八年民族戰爭的血淚洗禮,當日格外光榮的抗日重鎮,作為街名,給後人留下永垂不朽的紀念性的標誌。在馬路上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踩在街頭,與路牌奉陪了幾十年的市民看來,只不過是不起眼的小事兒,可是多想想,我們學到的和前輩遺教的不僅僅是地理,還有沈重光榮的歷史,自生民以來,還沒有比國民政府領導全國抗戰圖存,並且最後贏得善終,比較起來更偉大的事兒了。舉凡前及芷江路,更兼常德道(國軍余程萬師死守常德)、多倫道(西北軍攻打多倫)、宜昌道(九戰區鄂西會戰重心)、襄陽道(張自忠戰鬥過的古戰場)、桂林路(桂軍死守桂林)、衡陽道(方先覺第十軍死守衡陽)、榆關道(何柱國死守山海關)、南口路(湯恩伯血戰南口)、臺兒莊路(全國人民都知道),尤其是西開教堂前面的獨山路,不是當年中央軍在此堵住了日寇強弩之末的攻勢,誰會想起懷念這樣一個貴州的偏僻小城?由此可見,天津的街道是抗日的街道,是全中國獨特的抗戰紀念品。
抗戰勝利,國家還要建設,建國要靠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海河為界,河南河西取了大好河山的街道網,主幹綫也不再叫恥辱的象徵日本膏藥的旭街了,改成紀念盟友互助的羅斯福路;而河北呢?橫竪兩條幹綫,一個叫中山路,一個稱建國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圍繞著他們的一半是秉承傳統文化的天、地、元、黃幾條緯綫,一半是舊租界新生的民族、民權、民生、自由、民主、博愛、進步等道路。仔細想想,那是個大氣、雋永,催人向上的大時代。
翻天覆地的半個多世紀折騰過去了,在浩劫中,人生幾經跳躍,天津人老實了、庸俗了,天津的洋氣早已明日黃花、風光不再。各國銀行雲集的北方最現代化的金融街,如今改為解放路,後來還拍過共軍佔領天津的電影。進入大躍進的年代,共產主義天堂咫尺天涯,在三面紅旗號召下充斥著如火如荼的沸騰生活,當時在工業區周邊建設了不少工人新村,所形成的新路叫做利民、愛國、勤儉、光榮、增產、革新、康樂、富強、幸福、和睦、團結、互助、友愛,層出不窮的,象是一個個拖著感嘆號尾巴的小口號,紅撲撲的一片新氣象。十年浩劫痕跡也在路上,那時留下了文革風格十足的社會主義通衢大道紅旗路、紅星路、長征路、衛東路、韶山路,井岡山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地盤急速擴張,滅了許多水塘,開闢不少新區,先是有人反應到真理、正義的必要,拿來用作路名,而“地名辦”的同志們煞費苦心又想出不少花樣,在萬新村和尖山兩處市民聚居區用崑崙、天山、黃山、泰山幾大名山嘗試了一番。後來,可能覺得水在風水上更適合七十二沽的城市涵養,於是開始汎濫,以水為名的街道可以從沅排到浯,象是老大老而老三哥們聚會;除了水還是水,不是賓水、迎水就是欎江、嘉陵江,那一陣子全國的大小水系,從湘資沅澧到洞庭、洪澤、太湖,尤其是西南夜郎的水網,真是給政府當局作勁不小。可那也是老皇曆了。現在又冒出許多英士道、雅士道的亦土亦洋的新説法,還有隨意組合的物華道、開華道、工華道,加上天華,可能是按天工開物的輩兒排下來的,與雙水三水泗水浯水道一樣,看來天津“地名辦”偏好論資排輩、挨邊靠譜,可是搞成這樣的系統工程卻犧牲了城市的人文活力,因為這些路名子虛烏有,都是牛馬走的差役們瞎編的,總之牽強附會、不好聼、也讓人記不住。這就是所謂今人跟前人的文化差距。其實近二十年來也可發現新辟的好路,那就是廣東路旁的越秀路、白雲路、黃埔路,既有緬懷國父的紀念意義,又身臨其境如同觸到越秀公園、白雲樓的美景,只可惜這只是茫茫九派中的一點生動點綴。如果天津的地名能夠沿著抗戰愛國路綫繼承下來,效果縂強似當下的混亂懵懂。
結尾之前,還是讓我留下幾個光輝燦爛、意味深長的好路名在民間吧,過往的官僚如果正好記住並且眼前一亮的話,那正是功德無量的好事。這些地方無論在天津還是在祖國各地,誠意歡迎臺灣同胞、外地旅客和日本朋友光臨:平型關路、娘子關路、崑崙關路;古北口路、喜峰口路、冷口路、忻口路、茹越口路;萬家嶺路、黃土嶺路、雪峰山路、富金山路、中條山路、太行山路、野人山路、駝峰路,松山路、芒友路;惠通橋路、瑞麗江路、汨羅江路;閘北路、上高路、密支那路、仁安羌路、藍姆伽路;海參崴道、庫頁大道、釣魚臺路、門瑜路、洛瑜路、下茶隅路、葱嶺路、烏梁海路;如果非要起斯大林大街那樣的人名,我們有的是趙爾豊大街、蔣中正大道、徐樹錚馬路可供挑選。斯大林不過算個土豆燒牛肉的副產品,宣傳鄭和恐怕遠水解不了近渴。
地區連同他可愛的名字跟著時代變遷,時好時壞,時雅時俗,縱然是載道與言志的教化,也能看出立見高下的分野。談到當今的津市六區,和平與河東、河西早已不見社區傳承的風貌,純係符號而已,依本人見解,輿地命名的藝術,還是盡量在先輩發祥的人文遺產上借光為好。若說和平區,是在梨棧的商貿基礎上繁華發達的,不如就叫梨棧區而名至實歸,又顯得不忘根本;若說河東區,本是靠大直沽為中心的糧漕、海市、香火以及燒鍋酒坊興起的一帶村舍,不如就叫直沽區,直沽乃天津的搖籃,望文即可生義;若說河西區,早先不外乎菜地、窰場、難民的小房,是後來的跑馬場把這一方熱土領進了現代,不如就叫馬場區,也印證了殖民文化曾經的無奈滋味。現存的河北、南開與紅橋三區向來都這麼叫法,約定俗成,又比較形象地概括了當地的風土,有保留價值。
右看大好河山,左看山河好大,踏破鉄鞋巡街下衛,誰能解個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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